新自由主義所強調的「機會平等」
隨著新自由主義席捲全球，社會與經濟不平等擴大的問題日益受到關注。曾在1970年代被稱為「一億總中流」的日本，進入21世紀後也不再例外。強調市場競爭、個人選擇與結果自負的新自由主義者，將解決不平等的途徑寄望於「機會平等」的實現。這種思維不再訴求福利國家透過資源再分配達成「結果平等」，而是轉向鼓勵個體透過教育相互競爭。政府的角色則轉為擴大教育機會供給，並透過獎助學金等方式提供學生財政上的支援。
另一方面，許多先進國家的實證研究一再指出，儘管中等與高等教育持續擴張，卻未能明顯促進社會與經濟的平等，日本也不例外。多項研究結果顯示，光是實現教育機會的平等，並不足以帶動整體社會的平等。
不過，日本在眾多先進國家中，更展現出某些特殊性。特別是在高等教育方面，政府並未積極透過擴大教育機會來實現整體社會的平等，這一點從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上可見一斑。
仰賴家庭支出的高等教育與受限的「第二次機會」
日本的高等教育發展，比起依賴政府公共支出，更高度仰賴家庭支出。首先，約三分之二的大學教育機會由私立大學提供，而這些學校的收入主要來自學生繳納的學費。其次，國立大學同樣收取學費，且自1971年以來持續調漲。1975年時，國立大學的學費僅為私立大學的約五分之一，但到了2008年，已升至約三分之一，逐漸逼近私立大學水準。換言之，日本政府透過壓低公共支出、轉嫁成本給家庭的方式，長期放棄了以國立大學實現教育機會平等的政策方針。這與歐洲多數以國立大學為主、實施免除學費政策的高等教育制度有顯著差異。
日本不僅高度依賴家庭負擔學費，在對家計的財政補助方面也展現出其特殊性。根據德國比較政治學者格里茲曼（Garritzmann）於《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igher Education Finance》（2016, Palgrave Macmillan）中的研究，各國在大學教育的學費制度與財政支援的組合型態，大致可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類是北歐型，學費全免，且政府對學生提供充足的財政支援（低負擔、高補助）；第二類是歐陸型，學費雖全免，但財政支援相對薄弱（低負擔、低補助）；第三類則是以美國和英國為代表的模式，雖然學費高昂，但政府提供較多財政支援（高負擔、高補助），不過近年已逐漸從補助轉向學貸；最後一類則是以日本為代表的東亞型，學費需自付，且政府的財政支援也相對有限（高負擔、低補助）。從政府的角度來看，這類制度反映出其透過壓低財政支出，建構起一套「低成本」的高等教育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