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雅爾達體制」與「冷戰」之間搖擺的日本安保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1945年2月，美國總統小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以及蘇聯最高領導人史達林等同盟國三巨頭，齊聚於克里米亞半島的雅爾達。當時的議題是戰後國際秩序的構想。而三位首腦的目標是在美蘇合作的基礎上，拔除納粹德國與日本軍國主義的獠牙。
大約半年後，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宣言》，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並被解除武裝。隨後，在GHQ（駐日盟軍總司令部）主導下起草了新的《日本國憲法》，並於第9條明文規定不保持戰力。這項措施完全體現了「雅爾達體制」的構想，認為唯有落實日本的非軍事化，才能帶來世界和平。
然而，雅爾達體制原本預期發揮的美蘇合作並未實現，取而代之的是美蘇的對立，也就是走向了完全相反的「冷戰」結構。結果，日本雖然維持了憲法第9條，但同時也透過重新軍備（如成立自衛隊）與簽署《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以西方陣營的一員來因應冷戰。戰後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可謂在雅爾達體制與冷戰的夾縫中，走在布滿荊棘的路上。
隨著冷戰結束，經歷了北韓的邊緣政策、中國的軍事崛起，以及美國因「反恐戰爭」陷入疲弊而逐漸減少對外事務的介入，過去那種認為日本在安保領域「安分守己」是和平前提的世界觀逐漸淡出。相反地，現在輿論更傾向於理解與認同：日本應在安保領域採取更積極的作為，藉此維持並發展對日本及世界都有利的國際秩序。
日益嚴峻的安保環境與「新型戰鬥型態」
2013年12月17日，第二次安倍晉三政權制定了日本首份《國家安全保障戰略》，該戰略與《防衛計畫大綱》（現改稱為《國家防衛戰略》）、《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現改稱為《防衛力整備計畫》）並稱為「安保3文件」。
以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為契機，岸田文雄政權於2022年12月16日對「安保3文件」進行了修訂。岸田版的3文件宣稱，這將使戰後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在實踐層面上產生重大轉變」。具體而言，內容包含了擁有日本過去不曾持有的反擊能力，以及將過去一直維持在國內生產毛額（GDP）1％左右的防衛預算提高至2％等。這可以說是自2013年安倍版3文件提出以來，對「積極和平主義」理念的具體實現。
然而，自2022年修訂以來，日本周邊的安全保障環境變得更加嚴峻了。
2026年，中國公開的國防預算已達約40兆1000億日圓，幾乎是10年前的2倍。若從2022年算起，其增加的額度高達約15兆4000億日圓，遠遠凌駕了同樣宣稱要增加防衛預算的日本增額（約3兆6000億日圓）(*1)。同時，中國在日本周邊的軍事活動也越來越頻繁，2025年5月3日，一架從尖閣諸島（釣魚台列嶼）周邊海域的中國海警船起飛的直升機，侵犯了日本領空。而且，中國不僅頻繁在台灣周邊舉行軍事演習，更於2025年6月8日，首度被確認其海軍航空母艦在硫磺島以東的海域活動，可知中國軍隊向太平洋方向的擴張也十分顯著。
此外，北韓亦持續推動核武與飛彈能力的提升。而深陷烏克蘭侵略戰爭的俄羅斯，與中國、北韓之間的軍事合作也在不斷強化。
基於上述情勢，高市早苗政權決定將原訂於2027年進行的安保3文件修訂時程提前1年。2026年4月27日，旨在為修訂3文件提出建言的「從綜合國力思考安全保障之專家會議」召開了首次會議（成員包括前駐美大使佐佐江賢一郎、前防衛事務次官黑江哲郎、前統合幕僚長山崎幸二等人）。
關於這次3文件修訂的具體方向，除了防區外防衛能力、綜合防空與飛彈防禦、太平洋及海上交通線防衛、無人載具防衛能力之外，還包括太空、網路、電磁波領域的防衛能力，以及活用AI的指揮與通信系統、強化與友好盟國的合作關係等。在烏俄戰爭中可以看到結合無人載具與飛彈的「新型戰鬥型態」教訓，也是這些討論的重要背景。此外，鞏固國防人力基礎、強化防衛生產與技術基礎，亦是不容忽視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