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關丟了工作
在東京某美容沙龍工作的計時工前田朋美（化名），從2020年秋季開始就被勸離職，不得不在12月31日除夕當天辭了職。最後一次發薪資是1月中旬，離職補償金為零。現正通過職業介紹所拼命找工作，可是怎麼也找不到。她養育著兩個孩子，其中男孩在上高中，女孩上國中，日子過得很不安穩。
陷入此種狀況是有跡象的。由於疫情蔓延，去年4月開始顧客急劇減少。當時，前田強烈要求門店主管為大家提供口罩和消毒液，安裝空氣淨化器以改善衛生環境，結果引起了主管的不滿。「我只是出於保護客人和自身的考慮，說了一些理所當然的話而已，但他的反應讓我感覺自己像是在吹毛求疵」。
此外，她還對考勤辦法提出質疑，也刺激了管理人員。9月，前田被叫到辦公室，對方說，疫情事關店鋪的存亡，你的專業能力我們是認可的，但店鋪的營業狀況實在不好…。前田追問是否想讓自己離職，對方卻回答「我可沒這麼說」。
在東京都品川區的職業介紹所求職的人們（共同）
她看透了公司，要求公司以公司方面原因解雇自己，但遭到拒絕，結果只能在年底以「個人原因」自行辭職了事，其他門店也有非正式員工被迫離職的。這讓他們認識到自己身處一個多麼弱勢的地位。前田雖然是個計時工，但也是在睫毛美容領域工作多年的一名老手，自認有一技在身，不愁沒工作做。從去年秋天開始她走訪了約20家美容沙龍尋找工作機會。但是，她40多歲的年齡成了瓶頸，陸續碰壁。現在，她開始光顧職業介紹所，不再拘泥於特定職業了。
因個人原因而辭職這事至今仍影響深遠。如果是公司辭退的話，從辭退7天後就可以開始領取失業補助，而如果是因自己個人原因辭職的話，原則上要等3個多月才能領到失業補助。前田如果再找不到工作，那麼4月初之前她就沒有任何收入。有工作的時候，到手的薪資不到10萬日圓。再加上每月5萬日圓左右的兒童補貼和兒童撫養補貼，生活緊緊巴巴，勉強過得去。
既不能依賴年邁的父母，又要撫養兩個正在成長的孩子，這讓她煩惱不已。「有點走投無路了，我越來越感到不安和焦慮」。
雇用調壓器
根據厚生勞動省的調查，因疫情而被解雇或辭退的勞動者人數，從去年春天開始持續增加，截至1月8日累計已達8萬836人（包括估算人數在內）。
自去年春天發生疫情以來，專門幫助生活貧困人員的NPO法人團體「舫Moyai」受理的諮詢件數比往年增加了近一倍。年初Moyai在東京都政府大樓組織了分發食物的活動，吸引了200多人前來參加。前來諮詢的人，有很多是以往與貧困支援沒有交集的突然失業的年輕人，也有單身媽媽。雖然他們的職業各不相同，但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屬於非正式員工。
Moyai理事長大西連指出，非正式員工被當作了調整勞動崗位的調壓器。很多企業其實離不開那些員工，但當經營狀況發生困難時，會優先維護正式員工的崗位。相比之下，非正式員工是不會被優先考慮的。
此外，有很多人雖未到前田那樣失業的地步，但收入減少了。社會團體「單身媽媽論壇」實施的有關疫情影響的調查結果顯示，回答「收入減少了」的單身媽媽高達全體的59%。本來就生活拮据，收入進一步減少後，只能勉強維持生計。
收入「持續低迷」
在一家體育用品進口貿易公司工作的契約工西田凜（化名），去年2月突然遭遇降薪，3月和4月甚至沒發薪資。公司商品的進貨來源主要是義大利和中國，而兩國疫情急劇蔓延，商品進貨中斷了。顧客紛紛取消訂單，公司的資金周轉狀況日益惡化。西田覺得如果繼續這樣不發薪資做下去，自己的存款遲早要見底，於是就在5月辭職了。
幸運的是，她很快找到了新的工作。大學時期曾赴美留學，憑藉自己的語言能力，她以自由業者的身份獲得了英語翻譯的工作。但是，她不像公司正式員工那樣能夠得到保障，工作時有時無，很不穩定。在貿易公司工作的時候，到手的收入約為17萬日圓。而現在，多的時候每月10萬日圓，少的時候也就4萬日圓左右。
收入多的時候先存著，以補貼收入少的月份的支出。但「因為收入一直很低，稍有點什麼意外就沒法應付了」。她儘量控制飲食費用，依靠NPO組織提供的食品援助來生活，同時還要照顧孩子和父母，過著非常節儉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