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對國內法的理解與中國主權敘事之間的衝突

圍繞「存立危機事態」的相關發言之所以引發中方強烈反彈，並被視為「觸及核心利益」，其背後原因並不能單純歸因於情緒性反應或對內的誇大表述。問題的核心在於，日方視為前提的安全保障理解，與中方在理解日中關係時所採用的認知框架之間，存在著長年累積的斷層。

若立足於日本方面的認知，「存立危機事態」本質上屬於國內法體系的概念，是在日美同盟運作此一「內部結構」中發揮作用的判斷框架。至於臺海危機是否將直接牽動駐日美軍的運作，乃至影響日本周邊海空域的安全，從地理條件與軍事連動性來看，在實務層面幾乎已成既定認知。

因此，即使將「存立危機事態」此一概念與臺灣有事連結討論，在日本的思維邏輯中，也難以產生將其解讀為對中政策轉向，或是偏離外交文件立場等「決定性意義變化」的想法。

另一方面，中方的認知則存在本質上的差異。對中國而言，臺灣問題是與主權、領土及國家統一密不可分的「核心利益」。因此，第三國的介入，無論其具體形式為何，都容易被視為衡量其政治意圖與戰略立場的指標。

因此，即使日本的發言是基於國內法概念所作的說明，一旦暗示了與臺灣的關聯，該發言在中方眼中便不再只是同盟內部的技術性整理，而可能被解讀為對中立場的再定義，甚至是對日中基本政治文件所預設框架的挑戰。此處的關鍵問題不在於發言的「法律形式」，而在於該發言已觸及了中方的「主權敘事」。

而放大這種認知不對稱的，正是長期支撐日中關係的政治文件之性質。自1972年《日中共同聲明》以來，日中關係一直建立在對臺灣地位未作最終確定的表述之上。在該架構下發揮作用的，是對同一段文字各自保有不同意義的政治性並存，而非深化共同理解。換言之，日中關係的穩定，更多是透過避免進一步說明來維持，而非透過不斷補充說明來強化共識。

其結果是日本的安全保障實務在日美同盟框架下持續深化，並將包含臺灣海峽在內的複合情境納入現實前提；與此同時，對外說明所使用的語言，卻仍依循1970年代成形的外交文件詞彙。換言之，「內部的演進」與「外部的停滯」同時存在，導致「未經說明便持續推進的領域」逐步擴張。另一方面，中國則進一步強化將臺灣界定為「核心利益」的政治論述，並制度化一套將第三國介入詮釋為「主權干涉」的話語框架。當這兩條發展軸線交會，雙方之間的認知落差也逐漸逼近臨界點。

暴露極限的日中「認知落差」

此外，歷史論述的操作，也是從政治層面放大這種認知落差的機制。中方的對日批評，往往不僅限於個別政策爭議，而是透過連結「歷史問題」或「軍事化」等框架，使日本的安全保障論述，容易被轉換為涉及主權、歷史與體制的問題。一旦與臺灣相關的言論觸及「核心利益」框架，原本圍繞同盟運作的討論，便可能被納入包含「戰後秩序」與「歷史認識」在內的宏大敘事之中，使反彈不再只是政策層面的摩擦，而被賦予更深層的政治意涵。也因此，同樣一段發言，在日本看來可能只是技術性的說明，在中國則會被理解為政治性的挑戰，雙方的認知分歧便由此展開。

這次的問題便是這種長期存在的空白因偶發性發言而浮上檯面的案例。就中方而言，日本似乎在未經充分說明或協商的情況下，跨越了長年以默契方式維持的界線。然而，在日方看來，這不過是將既有制度與現實轉化為具體表述，難以理解為何會引發如此強烈的反應。這樣的落差，正是所謂認知差距的實際樣貌。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認知落差並非首次出現。日中關係不僅在臺灣問題上如此，在許多涉及安全保障的領域，也長期在未明確說明彼此前提的情況下持續演進。這種微妙的平衡在平時尚能維持，但當安全保障的現實壓力迅速升高，便顯得格外脆弱。此次所揭露的，並非「不夠審慎的發言」本身是否妥當，而是那些過去得以「避而不談」的領域，如今已進入無法再迴避具體說明的階段。可以說，臺灣海峽周邊情勢的變化，正逐步侵蝕日中關係長期仰賴的默契，其極限也因此浮現。

模糊性如何得以運作

若將此次一連串的混亂，歸因於日本在臺灣有事上的立場「有所模糊」，並不精確。問題並不在於模糊本身，而在於這種模糊性是基於何種設計思維、在多大範圍內被默認，以及在何種前提下實際運作，這些環節過去始終未曾獲得充分整理。

所謂的戰略模糊，並非一種迴避明確承諾的消極態度，而是有意識地分配不確定性的治理技術。關鍵在於對誰保留不確定性，以及與誰共享前提。唯有明確劃清這條界線，模糊性才能發揮嚇阻作用。問題並不在於模糊本身，而是當各方對其存在及意涵缺乏共識時，將會產生最不穩定的狀態。

「存立危機事態」正是基於上述思維所設計的制度。它並不預設自動介入的義務，但同時保留在政治判斷下採取行動的空間。此一制度使日本在同盟運作與國內治理兩個層面上，得以維持決策彈性。就此意義而言，「存立危機事態」可被理解為具有「日本版戰略模糊」性質的法律概念。

然而，這種設計思維雖已在日美同盟內部獲得共識，對外卻未曾進行充分而具體的說明。其結果是，在日本國內被視為實務前提的邏輯，在中國看來仍留有被解讀為「觸及核心利益」的空間。此處所呈現的與其說是政策轉向，不如說是一種「說明上的非對稱性」。

缺乏對話引發的「誤判」危機

在此更重要的是，不應將此次摩擦僅歸結為「失言」或「訊息管理失當」。反而應理解為，長年建立在模糊性之上的那套均衡，本質上是透過迴避說明才得以勉強維繫，其結構本身其實已逼近極限。當安全保障的現實持續演進且日益複雜，而包覆其外的外交語言卻未能同步更新，這樣的落差使原本偶發的衝突成了必然的結果。

日本接下來所面臨的挑戰，既非事先明確宣示將介入臺灣有事，也非在形式上限縮「存立危機事態」的適用範圍。真正必要的，是在國內更明確地界定何種情勢可能攸關日本的存立，並就此形成判斷範圍共識，同時重新設計對外傳達的話語體系。這並非追求決策的自動化，而是將政治判斷的責任與條件加以透明化。

同時，若要使模糊性真正發揮嚇阻作用，與中國維持對話管道便不可或缺。一旦模糊性與對話脫節，便極易產生誤判。若雙方無法就「日本無意採取哪些行動」，以及「在何種條件下可能採取嚴正回應」形成最低限度的理解，模糊性便不再是嚇阻工具，而可能淪為誤判的溫床。這並非讓步與否的問題，而是風險管理的問題。

此次因「存立危機事態」所引發的風波並非日本外交的失敗，而更像是一場無可避免的揭露，將日美同盟內部持續演進的安全保障現實，與長期包覆其外的外交默契之間所產生的裂縫，清楚地呈現在檯面上。關鍵在於不應將這項警示視為一時的騷動，而應以此為契機，進一步淬煉「日本版戰略模糊」這一治理技術。

在臺海不確定性日益升高的情勢下，日本必須採取的並非競相做出更為明確的承諾，而是減少誤判、確保信賴，並策略性地保留政治判斷的空間。「存立危機事態」理應作為達成此一目標的制度工具，而當前真正受到考驗的，是如何對這一工具重新加以更精密的設計。

標題圖片：高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慶祝新年的臺灣民眾，2026年1月1日，高雄市 ©Cheng-Chia Huang/ZUMA Press Wire/共同通信Images